来自 社会 2020-01-14 16:35 的文章

基于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目的

  社会政策是一个变化着的概念,它的基本特征是社会性。从国际视角与本土视角相结合、学术视角与实践视角相结合的角度看,70年来我国经历了从没有明确的社会政策到形成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安全为底线的社会政策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策的社会性逐渐增强,现已具有中等程度的社会性特征。进入新时代,我国要加强社会政策学科建设和社会政策研究,建立较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政策体系,提高社会政策的社会性,使其更好地增进人民福祉。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经济实力获得了巨大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我们还正在经历快速而深刻的经济与社会变迁,社会分化和贫富差距仍在加剧,社会风险还以多种方式存在。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切实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政策作为一块短板需要尽快补齐。本文就我国社会政策的发展特征和体系建设做一点粗略的分析。

  社会政策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如果从德国社会政策学会成立算起,社会政策的学术研究至今已有一百四十多年。随着全球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社会政策实践和研究也在全世界逐渐普及开来。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的社会政策发展较快,但是因国情不同及文化差异,各国的社会政策也有一些差别。由于经济发展缓慢以及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策实践发展较为迟缓。实际上,世界各国的社会政策发展差不多已经形成一个“谱系”,各自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处理的问题有所不同,对社会政策的理解也有不同。面对不同的经济社会问题,不同国家会形成不同的社会政策理念和政策体系,甚至同一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对社会政策内涵和价值的理解也有不同①。简单说来,社会政策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的。比较一下140年前德国经济学的新历史学派对社会政策的认识和现在德国社会政策的实践,不难发现二者已有很大差异。英国在伊丽莎白济贫法时代实施的社会政策与其宣布进入福利国家之后的社会政策宣称和实践差别巨大②。蒂特马斯关于普遍型和选择型社会福利的分类,马歇尔关于公民权利的三个阶段的划分,都反映了社会政策实践和对社会政策的理解一直处在变化之中。

  我国是社会政策的后发国家,我们要走向和建设现代化国家,就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由于社会政策的理论和概念已经成为国际话语,今天我们研究社会政策,也要运用国际上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概念进行比较、借鉴和创新。由于社会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已表现出多样性,因此应该用什么样的观点和学术视角去看待我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就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

  社会政策是什么?社会政策学科创始人之一瓦格纳(Adolf H.G.Wagner)在1891年发表的“社会政策、财政政策、租税政策”的论文中认为“社会政策就是要把分配过程中的各种弊害,采取立法及行政手段,以争取公平为目的而加以清除的国家政策”③。之后,学者们对社会政策的本质做了更清楚的揭示: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的最大差异在于它的“社会性”——关注民生、人的社会功能的完善和社会整合④。那么,这种国家政策是否一定要冠之“社会政策”之名呢?如果未必的话(历史上曾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对社会政策做两种理解:明确地以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强调政策的“社会性”,并力图促进社会福利的国家政策,是一种明显的、“纯粹的”社会政策。另一种理解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不公平问题的政府政策,即带有较多社会性质的也属于社会政策范畴,比如促进就业的政策。因为不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社会政策都不可能一开始就标识为“社会政策”以及具有今天人们所关注的“社会性”。实际上,一些具有“社会性”的政策有时是包含于其他政策之中的。正如英国社会政策学者迈克尔,希尔(Michael Hill)在《理解社会政策》中所说,一些传统上未被界定为社会政策的其他政策,可能对福利做出相同的、甚至更大的贡献⑤。在这里,我们把社会政策的形成和呈现看作是一个过程:开始是其他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中包含了部分社会政策的内容,后来才出现“纯粹的”、以解决贫弱群体的基本生活困难和增强“社会性”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政策。实际上,不管是英国还是德国,这一过程都是存在的,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也是如此。本文把从没有明确标识、但具有一定社会性的社会政策到变为主要体现社会政策本质特征的政策发展过程称为社会政策的发展实践,并试图从这一角度来分析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特征与逻辑。

  社会政策的研究视角问题主要表现为:是以发达国家社会政策的发展逻辑、政策内涵来分析中国的社会政策发展,还是参照国际经验和基本共识来看待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进程。前者是运用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社会政策概念和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社会政策,后者是参照国际社会政策的发展经验来看待中国的社会政策发展进程。基于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目的,本文拟采取两个双重视角相结合的策略:第一,国际视角与本土视角的结合。社会政策是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断成熟的实践和研究领域,对我国来说“社会政策”是舶来品,于是在研究社会政策问题时我们需要参照国际经验。但是,由于我国的发展状况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国情,我国的社会政策不可能与发达国家做现实对应,我们必须兼有本土视角。国际视角给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发展方向,本土视角则是要脚踏实地、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来审视社会政策问题。第二,学术视角与实践视角的结合。作为一项研究,是从学理的角度展开还是从实践的角度进行,也是需要选择的。学理的或学术的角度基本上是应然的,即中国的社会政策应该是怎样的;实践的角度则是实然的,即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是怎样的。从我国现实看,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都有欠缺。如果从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分量论文的角度看,真正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社会政策学术研究起始于1998-2002年相关学者关于社会政策比较分析及我国实践的阐述⑥,当时的社会政策学术积累还比较薄弱。在实践上,我国难以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相对比。本文拟从非社会政策宣称到有社会政策理念的实际发展过程着眼,将学术视角与实践视角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我们知道,社会政策在研究方法上可以是“价值中立”的,但是社会政策本身却充满着价值关怀。或许,将学术视角与实践视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揭示我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历程及特点。本文的基本策略是借鉴或参照国际社会政策发展和研究的经验,从学术分析和现实进程相结合的角度,解析我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实践,并期望加深对中国社会政策发展问题的认识。

  我国最早的社会政策研究至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但是早期的研究主要是介绍性的,基本上是对中国社会政策范畴的交代⑦。民国时期,少数大学开设社会政策课程,有少量的社会政策研究,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政策发展十分缓慢。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意识形态上不可能选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社会政策。长期以来,中国政府未曾宣称实行社会政策,但是,我们也不能被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实施过社会政策。比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农村“五保”制度,由政府和集体负责保障孤寡老人及孤儿的衣食住行,就是典型的、制度化的社会政策。在国家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职工、集体企业职工范围内实行的以就业为基础的职业福利,也是社会政策的一种形式。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些不同性质的社会政策带有明显的政治意义。除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外,前者表现了使“五保”对象免于生存危机的初衷,后者则期望能够带来职工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忠诚,以至于华尔德认为后者是“社会的新传统主义”⑧。我们看到,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社会政策是很少的,这与落后的经济基础、规模庞大的贫困人口有关。

  经济体制改革以解决普遍的贫困问题为重要目标,为此,我国依然没有实行更多的社会政策,而是首先在普遍贫困的农村开启了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改革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标志,赋予农民以经营自主权,“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这一产品分配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有了自主支配自己劳动力的权力,也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走出绝对贫困,在基本民生和社会参与方面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这项包含很多社会内容的政策是以经济政策命名的。1980年,我国原来实行的“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更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社会发展被纳入国家发展计划之中,但是,社会政策并没有明显发展。我国较大规模、较高层次的社会政策应该是由1994年国家推行全面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启动的。这一改革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大量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职工失业下岗。为此,国务院于1997年发布《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项典型的社会政策,关于建立和实施这一政策的意义,《通知》指出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这一政策强调的主要是政治、经济方面的意义。在这里本文想指出的是,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政策或带有相当大“社会”意味的政策基本上是混合性的或浑然的,它们融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为一体,在致力于保障基本民生时,特别强调其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市场化、城市化的加快,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社会问题也变得异常尖锐,于是出台了一系列社会政策。孙志刚事件以一个令人叹息的方式启动了对忽视基本权利的社会管理政策的反思;SARS病毒事件从严重社会危机的角度对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薄弱,及由此带来的广大农村居民的生命安全遭受严重威胁提出了严重警示。正是这些重大的危机事件和强大的社会舆论促使政府以比较突显的方式集中出台了一批惠及农村居民、残疾人、失依儿童、老年人、进城务工人员等的政策,这是一些“社会性”比较明显的社会政策。正是基于此,笔者曾经提出“我国将迎来社会政策时代”的看法,认为社会政策时代具有如下基本特征:社会公正理念在社会中获得普遍认可;社会福利政策被制定和实施;社会福利政策的普遍发展并覆盖人们正常生活的诸多领域;有效实施社会政策的组织体系;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体系是整合的⑨。在我国经济实力大大增强,贫弱群体的生存状况又令人担忧的情况下,党中央“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相关政策措施是回应上述社会问题的应有之举,也是制度创新。这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待社会政策,而有关民生的各种政策已经或即将集中出台,预示着“社会政策时代”的到来。

  2006年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社会政策”的概念,这对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学界提供了新的正向刺激。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学界展开对建立中国特色福利国家、福利社会的热烈讨论,基本一致的观点是我国在改善基本民生方面要有更多作为,人民应该享有更多的社会权利⑩。学者们对社会政策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是与国际接轨的,这也可以看作是20世纪90年代末学界关于的社会政策研究的一个高峰。到2010年左右,我国的社会政策得到了较快发展,“人民福祉”的概念被经常提起,“社会公平正义”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社会政策几乎涵盖了所有困难群体、脆弱群体。广大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特别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使广大农村居民实际受惠;针对老弱病残人群的社会福利制度得以修订和完善。这都表明了我国的社会政策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也波及中国,并对我国的社会政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习总书记指出“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这是中央领导第二次正式使用社会政策概念,并对社会政策的作用做出概括。中央在社会政策领域的主要努力是规范已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做法,大力推进脱贫攻坚,力图实现社会政策的科学化、精准化,注重社会政策的预期效果(11)。中共中央十九大报告对民生保障和社会政策的范围做了新的拓展,指出要“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要“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这里反映了中央在民生保障和社会政策上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坚持底线思维,积极、务实和谨慎的态度。

  从以上梳理和阐述中可以看到,我国政府很少使用社会政策的概念,但是并不等于没有社会政策的实践,某些具有社会性意义的内容与经济政策直接相关。面对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民生问题,政府是从发展经济、解决问题、化解风险的角度着眼的。这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当下国际上尤其是发达国家强调社会政策的“社会性”本质的标准,我国的社会政策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都是比较欠缺的,我国的一些社会政策具有明显的补缺、援助和管理相杂合的特点。进入新世纪以后,在“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下,社会政策得到了一些发展,但是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附属性,社会政策所具有的促进人民福祉、人的发展、人的基本权利和社会整合的“社会性”特质并没有被更充分地表达出来。改善民生基本上还处于解决基本生活困难的范围,改善民生的水平还受到不甚发达经济的制约,社会政策还带有相当多的补救性特点,适度普惠的社会福利还没有实现。在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民生,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政策发展的主要思路。如果要对改革以来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形态做一个概括,可以说它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安全为底线的社会政策,并对经济发展有较强的依附性,最初其“社会性”较低,后来得到一定增强,因而社会政策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

  上文讨论的我国社会政策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安全为底线的社会政策,社会政策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的判断,是就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社会政策发展的总进程而言的。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的某些社会政策有时带有明显的“社会性”特征,但在多数情况下它被保包含于经济政策、就业政策、地方发展政策之中。当今我国社会政策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问题的特征、国家治理体制以及社会福利意识形态等因素相关。基于70年来上述因素在不同阶段的状态,本文尝试概括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以上我们把社会政策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这是有明显经济、政治特征的几个阶段。各个阶段所遇到的民生问题不同,解决的方式也不同,而这又影响着社会政策的表现形式和特征。对于社会政策,主要看它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解决问题的范围和水平,解决问题是应急性就事论事还是制度性的,然后看这些政策所具有的社会性意义。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二元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社会特征,在公民权利(包括社会权利)方面也呈现某种程度的二元性。农村居民享受社会政策、获得福利的范围很小(仅限于“五保”对象或救济灾民),城市中的国家职工则可以享受较高的职业福利。此时的社会政策是从属于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

  改革开放初期遇到的民生问题是多方面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普遍的贫困问题。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经济改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民生问题;城市的市场化改革启动后,严重的失业下岗问题促成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出台,但这种保障是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被看成是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维持社会稳定的措施,社会政策是配套性的。

  进入21世纪,我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都十分明显。在市场化改革深化和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和市场动员更多资源促进经济发展,也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强化了“三农”问题。于是,针对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医疗问题、养老问题、留守人员问题的政策相继出台。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政策)体系初步建立,这是社会政策得到较快发展的阶段,社会政策具有中等的社会性特点。

  从2012年开始的新时期的经济社会背景是过去10年社会(民生)政策的集中出台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显现。如何科学地实施已有的社会政策,使之可持续并有进一步发展,以对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社会稳定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成为社会政策实践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社会政策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要进一步提高,但是已有的社会政策也需要科学有效地运行。于是,社会救助、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扶贫攻坚的精准化、科学化、有效性就成为社会政策的关键。新时期中央强调要“以人民为中心”,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发挥社会政策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托底功能,反映了中央在坚持经济发展基础、提高社会保障能力与塑造民众预期、发展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寻求平衡的战略思维。在这一阶段,社会政策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发展,但是其社会性仍处于中等水平。

  纵而观之,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政策一直处于补缺以保障社会安全、补短以改善基本民生、托底以防止社会风险的地位,它在很大程度上附属于经济政策,但也把社会政策延伸至更大范围。这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所理解的、具有充分“社会性”的社会政策有明显不同。这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走向现代化进程并获得初步成功、同时面对众多民生问题时的现实选择。如果把这一现象同发达国家的早期、中期相比,还是可以看出经济发展与社会政策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的。

  社会政策是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的实现载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要在未来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些都要求完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建立科学有效的社会政策体系。鉴于经济不甚发达和人口众多、基本民生问题复杂之国情,我们不能照西方搬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理念和发达国家社会政策的具体做法,但是应该和能够在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上有所创新,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覆盖面和水平上更进一步。在加快现代社会政策建设的同时,要利用和发展传统文化中以家庭为基础的集体福利的优良传统,建构符合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具有前瞻性和进步性、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政策体系。笔者认为,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第一,在注重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走向以公众的社会权利为指引的社会福利制度。比如与就业相关问题的处理十分重要,需要予以高度关注,社会政策要关注更大范围的人民生活,可以借鉴“生活型社会政策”的理念(12),建立面向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社会福利制度。

  第二,走出社会福利制度就是实行福利国家高福利的“自惧式”思维,走向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福利制度。发展我国的社会福利,包括一些学者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都不是要照抄照搬西方福利国家的做法。但是,我国要走向更高水平的、覆盖面更宽的社会福利则是必然的。一提发展社会福利有人就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陷阱来“警告”,实际上是自己吓唬自己,因为实际上我国没有实施那种制度的现实基础(13)。在发展社会福利问题上,我们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否则很难保证人民群众持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三,要走出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就是要由政府承担全部责任的思维,建立将政府、家庭、企业(机构)和社会共同纳入社会福利资源体系的制度框架。说到发展社会福利就认为是由政府承担一切责任,这对某些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来说也是一种误解,我国更没有这种可能性。我国在福利文化方面有自己的优势,要充分动员、强化这一资源,将政府、家庭、企业和社会都纳入社会福利资源体系,实行混合性福利制度,促进我国现代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

  第四,改变重社会政策制定轻社会政策实施的做法,建立科学有效、人性化的政策实施体系。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政策一直处于弱势地位(14),进入21世纪我国社会政策获得较快发展之后,社会政策在执行中又出现了不可忽视的问题。至今,重政策制定,轻政策科学有效实施依然是社会政策遇到的重要问题。我国必须建立严整的社会政策体系,科学、有效地制定和实施政策,同时注重政策对象的参与,增加社会政策的人文性,增强社会政策的正功能。

  第五,走出社会政策就是怜悯和帮扶困弱群体的观念,增强政策对象的主体性和政策的社会性。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政策是以救济、救助弱者为主要内容的,其中包含了对政策对象的怜悯,在一些地方和领域也出现了对政策对象的歧视。我国的社会政策要走向更高阶段,达到更高水平,就要摈弃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和做法,增强政府和社会的责任意识、政策对象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在社会福利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实施上走向新的高度。

  以上这些绝不是对以往社会政策和包含社会政策内容的经济政策的否定,而是要走向社会政策的新高度,使社会政策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功能。

  现代社会政策体系的发展不但需要政策实践,也需要科学研究,不论是社会政策的制定还是社会政策的执行和政策效果的评价,都离不开科学的研究。社会政策研究有不同的取向:完全学术型的、评价倡导型的、实际对策型的,等等。科学的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社会政策设计的科学性、政策的完整性和可行性,也有助于政策的有效实施和完善,更好地达致社会政策的效果。

  系统的社会政策研究需要社会政策学科的发展。社会政策概念提出以来,学者们进行过不少研究,但是比较系统化的社会政策研究或学科建设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蒂特马斯从社会行政即社会政策的实施着手拓展建设社会政策学科(15)。这时,社会政策研究和学科建设基本上是围绕社会福利、社会服务的传递及其效果着眼的。这里涉及的是一个相对狭窄的学术范畴和具体的实践领域,包括以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为对象的宏观社会行政研究,也包括对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服务项目运行的微观层面的研究。由于这些研究的对象比较具体,也就易于实现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的结合,能够对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传递以及社会政策的完善产生影响。社会政策研究的另一种范式是宏观的理论性研究,其研究重点是社会政策赖以形成的社会福利意识形态,社会福利资源的来源和分配原则,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原则,以及社会政策所期望达到的社会效果,等等(16)。在这里,社会政策研究是实现某种社会福利模式和社会目标的社会条件及意识形态基础。

  毫无疑问,上述两个层面的社会政策研究和实践都是重要的,社会政策学科建设与社会政策实践的互动可以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健康发展,促进人民福祉的提高与社会建设。当前我国在这两个层面的研究还不够成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社会建设在实际上被置于次要位置;政府对社会政策的理解和界定并不十分清晰,社会政策研究的范围也难以确定;社会政策学界主要参考国外理论进行研究,而对社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政策制定过程缺乏应有的介入,政策制定对学者来说还是“黑箱”,所以已有的社会政策研究基本局限于政策执行问题研究;政府在实践上侧重于以就业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同时也对社会福利做了十分狭义的理解,也使我国的社会政策研究在与国际通行理论的对应上发生困难(17);我国的社会政策内涵与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学术界对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关系还没有厘清。在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认真努力地继续探索。

  我国已经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和时间表,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建设和谐社会,就要积极发展社会政策,开展社会政策研究,通过政策实践和学术研究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科学的社会政策体系,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政策学科体系。这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责任。

  社会政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产物,它以解决贫弱群体的基本生存问题为出发点,并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政策也越来越具有社会性,即以增进人民福祉为目标。新中国建立70年来,我国的社会政策经历了从没有社会政策到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混合,进而发展为初步形成社会政策体系的过程。我国的社会政策基本上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安全为底线的社会政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政策将向具有更高社会性、即向更好地增强人民福祉的方向发展。社会政策的发展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社会政策的发展也与社会政策研究互相促进。在走向新时代的进程中,我国应该在社会福利理念、社会政策体系建设、社会政策研究方面实现创新,使社会政策和人民福祉提升到新的水平。

  ①(16)林卡、陈梦雅:《社会政策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年,第80-81、18页。

  ②③④(15)杨伟民:《社会政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5-171、49、45、4-6页。

  ⑦关信平:《社会政策研究》,载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学3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85页。

  ⑥主要文章有:王卓祺、雅伦·获加:《西方社会政策概念转变及对中国福利制度发展的启示》,《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熊跃根:《论国家、市场和福利之间的关系:西方社会政策理念发展及其反思》,《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关信平:《社会政策发展的国际趋势及我国社会政策的转型》,《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杨团:《社会政策研究范式的演化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唐钧:《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从克服贫困到消除社会排斥》,《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⑧华尔德:《社会的新传统主义》,龚小夏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⑨王思斌:《社会政策时代与政府社会政策能力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⑩参见宋林飞《建设小康型福利社会》,《现代领导》2006年第4期;王思斌《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建构》,《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彭华民《中国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学术月刊》2011年第10期。

  (11)王思斌:《积极托底的社会政策及其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12)沈洁:《浅论“生活型”社会政策》,《社会政策研究》2017年第1期。

  (13)王思斌:《市场—社会转型中我国社会政策的制度性发展》,《澳门理工学报》2016年第1期。

  (14)王思斌:《我国社会政策的弱势性及其转变》,《学海》2006年第6期。

  (17)刘继同:《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发展阶段与制度体系研究》,《社会工作》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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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1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在乌克兰失事客机遇难者的悼念仪式上点燃蜡烛寄托哀思。

  1月10日拍摄的停靠在呼和浩特东火车站的“复兴号”动车组列车。2020年铁路春运在1月10日拉开序幕,作为内蒙古首条进京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呼高铁迎来全线日拉开序幕,作为内蒙古首条进京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呼高铁迎来全线开通后的首次春运。

  陕西“关中花馍”传承人党亚贤在展示自己制作的花馍(1月10日摄)。1月10日,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文化馆开展年俗体验活动,邀请非遗传承人向小朋友们介绍关中花馍的历史传承、制作技艺,让孩子们在春节来临之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浓浓年味。

  河北省黄骅市一家面花制作工厂的工人在制作面花(1月10日摄)。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河北省黄骅市一家面花制作工厂的工人在展示铁狮子造型面花(1月10日摄)。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河北省黄骅市一家面花制作工厂的工人在展示蒸熟的面花(1月10日摄)。